科工力量：十七年后，工业转型让非医疗企业走进抗疫中心

■原题：十七年后，工业转型让非医疗企业走进抗疫中心
■记者：余鹏鲲

2002年末，中国爆发了SARS疫情。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医疗企业提供了大量的防疫产品，其中就包括人们熟悉的额温枪。当时，非医疗企业尤其是民营非医疗企业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抗疫基础设施，对抗击疫情的支持更多地体现在捐款捐物上。

图 SARS疫情使得额温枪第一次大规模走入公众视野

从2019年末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却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发热门诊中的医疗机器人、流动人群持有的健康码、社区防疫管理的云疫保、快速测量人员体温的热感系统、驱赶不规范聚集的巡逻无人机都是非医疗企业首先开发的，甚至还有一些非医疗企业参与到口罩和防护服的生产中来。可以说在相隔17年后的这次疫情中，非医疗企业已经由壮气军变成了和医疗企业一样的主力军。

非医疗企业涉及行业众多，在抗击疫情中大放异彩的原因也各有不同，笔者大致分为两类。互联网企业的主要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服务器资源。其他科技企业的长处则是具有精深的专业能力和过硬的工程能力。

但从根本上说，非医疗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关键就在于中国过去进行的工业转型和产业升级。

互联网企业跨界的本钱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一大特色是跨界，做网上购物的阿里跨界做了支付业务，做网络聊天起家的腾讯跨界成为了最大的新媒体平台。在这次疫情中，互联网企业再次跨界，提供了包括网课支持、信息发布、远程办公、健康码查询等丰富的基础产品，为抵抗疫情的蔓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这种跨界现象，其成因正如之前分析的那样，在于互联网企业拥有丰富的服务器资源。中国互联网市场拥有世界最大的用户群和丰富的商业模式，但和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市场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中国服务器尤其是人均数量非常少。根据互联网技术网站W3Techs的统计，世界上有42.8%的服务器部署在美国，部署在中国的仅为2.1%，略高于加拿大和印度，甚至不及土耳其。

图 网络服务器所在地国别占比

中国服务器数量少，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服务器硬件太贵，而是带宽费用太高。服务器硬件一般而言总是比类似配置的PC贵50%-100%，但是和带宽费用相比服务器硬件高的这点价格实在是不算什么。笔者的朋友2017年就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以文字、图片为主的个人网站，选择上传速度为5M的公网宽带自建服务器，按服务器寿命7年进行计算，带宽的成本将达到服务器硬件成本的3倍还要多。如果是以视频或者下载为主要业务的网站，带宽成本还要高得多。

中国互联网带宽成本这么贵，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个人和传统企业建站没有发展起来，换句话说就是网络服务器市场的玩家太少，无法有效分摊建设主干网的成本。另一方面服务器资源向互联网企业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打击了个人和传统企业建站的积极性，使得服务器资源进一步向少数互联网寡头集中。但是客观的说，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在中国整体信息化水平相对不高情况下，能够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与这样的产业集中是分不开的。

一流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数量可以是普通规模企业的四个数量级，带宽资源还要更高一些，管理成本则低了三个数量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互联网企业跨起界来是如此的轻松了，相反传统出租车公司这么多年也没能推出一个网络打车软件，反而是让某滴占了先机。

很多三流或者初创的互联网公司没有BAT这样的大体量，他们服务器资源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云上。由阿里云、腾讯云、金山云等云服务器提供商提供云服务器资源，这样企业就不需要考虑服务器、机房和入网的事情，专注于业务就行了。但是云的诞生主要是方便了互联网企业或者物联网相关企业，传统企业上云并没有这么美好。

自建机房要比上云便宜，但是服务器购买等杂事需要企业自己去办。很多传统企业对云的认识还停留在这个阶段，掌握的云资源还非常的少。实际上云的最大优势在于容器化部署、弹性化部署和快速迭代开发。而传统企业的软件知识产权库大多还没有进行容器化、弹性化、负载均衡改造，其云开发力量非常薄弱，还是处于把云服务器当本地服务器用的阶段。总得来说，传统企业和云的整合还非常不够，相互之间进行软件开发方面的合作更是耗时很长。

宇视开发的云疫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宇视其实还不是互联网企业，主要是开发安防产品的，但是在构建安防物联网的时候就积累了云开发资源。2月10日，民政部陈越良司长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能不能开发一个服务社区抗疫的软件，这比捐款十个亿还管用”。

在国务院发出这样的呼唤之后，宇视和互联网企业阿里云以及钉钉进行了合作，仅仅十天时间就上线了“云疫保”。在这个过程中，宇视负责业务、阿里负责带宽和负载均衡、钉钉提供了界面接口。

图 通过合作迭代开发，这样的软件很快就开发了出来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看到这次疫情中涌现出了很多互联网企业、监控安防企业、智能科技企业开发的软件。而服务器资源较少的医疗企业则鲜有这样的建树。

科技企业出圈的资本

机场、车站、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的检验通过是老大难问题，用额温枪的传统方法需要每个通道配置一名监测人员、一名核对身份的人员，还需要总的有几名预备职员隔离出现异常情况人员。同时这种传统方法的速度还非常慢，可能会造成漫长的排队，与避免人员扎堆的防疫大方针不符。针对这个问题，国内最大的三家安防企业海康、大华和宇视都推出了热感系统。热感系统无需接触就可以测得通过人员的体温，而且可以通过图像识别自动匹配身份信息，大大节约了人力开支和成本。热感系统有两种，一种依靠热成像，精度非常高，但是价格比较贵。还有一种基于热电堆传感器的智能门禁，测量距离稍近，价格只需要小几千。

基于热成像原理的某热感系统非医疗企业推出的抗击疫情的产品还有很多，比如光电企业推出的激光封锁报警系统、测量仪器企业推出的手持式热成像仪，电器企业推出的声控按电梯的装置等等。限于篇幅和重要程度，就没有一一介绍了。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企业出圈抗疫，来源其自身领域的强大实力，很多抗疫的产品本身非常类似于民用产品。比如说现有的机器人甚至可以协同踢足球，在医院里寻路就不难实现。无人机既然已经廉价又稳定，加个语音收发功能也没有这么难。用于消防温度监测和人员监控的安防产品都已经比较成熟了，那么将两者相结合组成系列热感产品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种出圈对于降低社会长期抗疫成本而言意义重大，医疗企业开发的这些设备可能不会特别考虑到通用性，这样疫情过后这些设备的价值就打了很大的折扣，节省人力的程度也没有这么大，而非医疗企业的则不然。疫情之后社区使用的无人机增加一个模块后仍然可以用于土地测量、灾害预报、环境监测等用途，即使出售仍然可以收回相当一部分价值。而热感系统视其功能的不同，在疫情过去之后可以成为社区监控系统或者考勤系统，一样可以发挥作用。

1994年以来，中国由少数特区开始，“产业升级”的浪潮逐步席卷了不同行业和地区。由于缺乏观察指标，“产业升级”不能被直接的感知到，但相隔17年的两次疫情，充分说明了中国“产业升级”的巨大成效。

这种成效首先体现在我国企业自主定义产品的能力大大增强了，正如之前所说，科技企业的防疫产品与之前的产品往往沿用了基本相同的框架，但是剩下的改进工作完全需要国内的团队去完成。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这次抗疫中有这么多企业推出了相应的产品，说明了中国已经有了一大批能够熟练自主定义产品的企业。

同时，非医疗企业能够灵活地生产抗疫产品充分说明了工业社会的好处，具体地来说就是产业链完整强大的益处。这次新冠疫情和过去的非典相比对中国企业的挑战有增无已，一些海外元器件的供应因为疫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国内疫情也使得很多企业无法维持满员运行。比如额温枪和热影系统所使用的传感器，如果仍然像非典一样，几乎完全要依赖进口，生产肯定要出问题。

但是17年后，中国工业多年产业升级的硕果凸显。很多元器件我们已经做到了质量最优价格最低，有的元器件虽然还是不如国外，但也保证了能用好用。这才是此次非医疗企业在抗击疫情中大放异彩的主要原因。

[出处] 余鹏鲲. 十七年后，工业转型让非医疗企业走进抗疫中心. 科工力量, 2020-05-06 本文有删节